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，虽然过去了很久，每次回想起来，我还禁不住感慨：永远不要忽视人性中的真诚和善良。在许多人为法律的人文情怀感动时，这个故事或许可以提供一个小小的佐证。

那是前年的冬天，我执行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。很简单的案情，被执行人是五十多岁的农妇袁某，租赁申请人某厂一栋楼房下的两间门面房，做早餐生意多年。当年，申请人决定开发，将房屋拆除后重建，袁某认为搬迁给自己造成损失，执意不愿搬出已拆除半拉的危楼。和大多数拆迁的情节类似，争执、吵骂甚至大打出手，都不能阻止她与房屋共存亡的决心。袁某不再孤军奋战，团结了几个租房户，毫不退缩，到处奔走呼号。

   接下来的起诉、受理、开庭，几个月的诉讼，判决结果自然是责令其限期腾出房屋。败诉后的袁某更像一个斗士，开始不知疲倦地往返有关部门上访，上网发帖，求助喊冤，她也因此成了小县城出名的“钉子户”。立案执行后，因为她闹访的“事迹”，我严阵以待，迅速理清做工作的思路和强制执行的预案。如果她够识时务，和解执行是首选。如果强制执行，就像对危重病人的手术一样，病灶摘除，预后效果差。

执行通知送达的当天，我就见识了她的强悍。第一次见面，她冲进执行局，掂起一个破旧手提袋，倒提着把内容物一股脑儿倒在办公桌上，是八九个药瓶子：你们法院要不管老百姓死活，就执行吧！真是掷地有声。我心里轻蔑：又是一个老赖！哪来的底气？我见得多了，还有什么招式都使出来吧。

   从此，双方当事人都成了法院的常客。每天动辄数小时的接待让我头皮发麻。一轮轮的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、明知以法，提出和解方案，要求申请人考虑袁某家庭的实际困难，提供必要的搬迁条件和适当的经济补助，督促被执行人主动履行判决书确认的义务，避免损失。我口干舌燥、耐心耗尽。双方置若罔闻，自说自话。冗长重复的倾诉确实占用宝贵的工作时间。一个称工期不能延误，要求给出执行时间表，否则全厂职工要集体请愿，一个决绝地称法院执行就要逼出人命，让等着收尸。执行陷入僵局，我一筹莫展。

   腊月23日晚，是新县传统的小年。下着小雨夹雪，被执行人的堂弟，一乡政府主要领导给我打电话，想沟通案情。我顿时燃起希望，或许执行会峰回路转，柳暗花明，便约其在办公室见面。空旷的办公楼内，远处的街道传来孩子们的嬉笑和零星的鞭炮声。一改白天的凌厉和强悍，袁某轻声诉说着丈夫早逝，独自抚养两个儿子的不易。从乡下到县城谋生，身患高血压、心脏病，靠在医院对面的黄金地段经营早餐维持生计，房租不贵，生意还不错，大儿子大学刚毕业，小儿子辍学在小店帮忙。现在让搬走必须补偿8万元的损失。否则自己跳楼，儿子进京上访。我看着她，方头巾围住脖子，脸上是寒风吹后的黑红，过时的棉袄棉裤泛出油光，尤显出身材的臃肿，穿着胶靴，在没有烟火气息的办公室内更觉寒冷。看着她的皱纹和白发，我心生恻隐，也为她和命运抗争的不屈感动，想着尽我所能帮帮她。然而事与愿违，我的努力以无果告终。申请人不同意我提出的给予适当经济补偿的和解意见，认为涉及的房屋租赁户众多，将是一笔不菲的支出。  

年后三月，院里决定组织强制执行，将出租屋内简陋的物品搬至指定地点。意料之中的事情发生了，下午，袁某头顶白布，躺倒在法院院子耍泼打滚，歇斯底里的哀嚎引来路人纷纷围观。春寒料峭，我以“躺在地上会着凉”的理由拉她起来，不论怎么劝解都不听，怕出意外，我只好搬来椅子守在她旁边。一直闹到天黑，他小儿子来找她，才算把她接走。

    第二天中午，我下班回家，远远就看见她站在路边：“是你执行的吧，我就等你，”“我没地方吃饭，到你家去”。当时我本能地应声：“行啊，”其实心中忐忑，怎么办？她不会真的走极端吧？或者住到我家不走呢？吃完饭再作打算吧。进屋后，我递给她一个苹果，就挽起袖子进厨房做饭。眼角的余光瞥见她坐在沙发上，一边看电视，一边大口大口地啃着苹果，神态很平静。很快，两碗鸡蛋面条做好了，我把鸡蛋都盛到她碗里，她一句话也不说，呼呼噜噜头也不抬，一气吃完，不客气地把碗一推。我收拾、清洗碗筷，心里盘算着怎么说服她息诉，她有过激举动怎么办，到上班时间她还不走是不是该叫法警来。正准备泡茶时，才发现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。

    下午上班，当我和同事提起中午所发生的事情时，他们无一例外地埋怨：你怎么能让她进屋呢？她要闹事怎么办？袭击你怎么办？赖在你家不走怎么办？这件事让我沉思了很久，或许，我们都忽视了一碗清汤鸡蛋面的力量。

   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她。也不知她现在过得还好吗？